全国人大代表、温州医科大学原瞿佳为更多医生“奔与呼”了十多年。如今，他等来了希望。3月5日，看到“加快培养全科医生、儿科医生”被写进政府报告时，他异常惊喜，掏出笔在这句话下面画了一条线。

就在11天前，国家卫计委宣布，为应对儿科医疗资源紧缺，今年将有8所高校开设儿科学专业，瞿佳所在的学校就是其中之一。如今听到国务院总理李克强读到这句话，他心里的石头落地了。

看病难，给孩子看病更难，近年来我国多地爆发“儿科医师短缺”的危机：北京儿科“限号”、广州儿科急诊“关停”和上海儿科“告急”，儿童医疗红灯频闪，成为备受关注的民生问题。尤其是从去年开始，全面二孩政策放开后，这一问题再次受到瞩目——

二孩来了，原本就“医生荒”的儿科，这下真的要慌了？

儿科遭遇近30年来最大压力

瞿佳所在的学校，从1978年开始为社会输送儿科本科毕业生，直到2002年停招。他回忆，当时之所以取消，在于国际临床医学专科设置规定，“不能将大人和小孩分开”。

1998年，专业设置再次调整，儿科专业从我国医学院本科专业目录中剔除，这让儿科“降格”为临床医学专业中的一门课程。此后，儿科变得更加弱势。瞿佳说：“甚至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都取消了儿科目录，影响了学科发展。”相应地，学儿科的人少了，儿科医生也越来越稀缺。

全国政协委员、传染病专家李兰娟院士告诉记者，二孩政策放开后，我国现行的产科、儿科、妇幼保健等服务体系将会面临近30年来最为迫切和强大的压力和冲击。

她给出一组“越来越多”的数据来佐证自己的观点——

一是高危产妇越来越多。李兰娟说，实施全面二孩政策后，由于高龄产妇和危重孕产妇的增加，早产儿将明显增多，围产儿出生并发症发生率增加，将给儿科、新生儿重症监护等带来巨大压力，原本已超负荷运转的专业机构更是捉襟见肘。

二是新生儿出现出生缺陷的可能性也越来越多。李兰娟说，高龄孕产妇发生围产儿出生缺陷的风险将明显增加，以唐氏综合征为例，产妇年龄每增加5岁，发生率会以近几何级数上升，45岁以上可达1/40。她说，这些让原本已捉襟见肘的儿童医疗“雪上加霜”。

全国政协委员、上海市妇联副主席、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副院长郑珊提到，根据儿科的规律，无论大病小病，孩子比成人的求医频率普遍要高出1至2倍，而高龄妇女的二孩健康问题会更加复杂，2013年儿科门诊人次近2亿。

从目前儿童病床使用率和儿科医师负担情况来看，儿童医院的负荷在各类专科医院中最为沉重，儿科医护队伍极度稀缺，医患配比严重不足的矛盾愈发凸显，不同形式的儿科限诊，致使病儿平均候诊时间长达4至6小时以上。

48.68%的医院存在儿科医生流失现象

从“供给”的一端来看，儿科医生、妇幼保健等人员就显得有些“荒”了。根据李兰娟的调研，由于待遇相对较低、工作量大、工作压力大等因素，妇幼保健人员成为医疗卫生行业中人才流失的重灾区——“近3年来，48.68%的医院有儿科医生流失的现象”。

全国政协委员、苏州大学校长熊思东在这方面也颇有感触，“吃吃喝喝妇产科，吵吵闹闹小儿科”，儿科具有职业风险高、医患矛盾多、工作时间长、负荷重等特点，这在很大程度上导致儿科医务人员流失较多。

熊思东说，一个最简单的例子，给一个孩子看病，有很多双眼睛盯着。“爷爷奶奶、外公外婆、爸爸妈妈都不能允许出一点错误，而孩子呢，又不会说自己哪里有问题。”

更为重要的是，当前的儿科医生薪酬待遇“太低”。

熊思东告诉记者，儿童年龄小，医生在检查治疗、用药种类和用药量等方面都很谨慎。而按照现行“以药补医”的收入体制，儿科医生为医院创收少，奖金比不过其他科室，自然就掉进了“收入洼地”。

相应地，对医院来说，收益少，却仍需花钱来维持运转，自然也就没有增加投入、扩大规模的动力。

熊思东认为，如果不从根本上改变“以药补医”的大环境，不破除医院现有的营收机制，就很难解决儿科医生的待遇和职业发展问题，也无法根治儿科医生短缺的现状。

“如果没人愿意做儿科医生，即使有专业设置，也招不到学生。”熊思东说。

此外，儿科医生职业上升空间有限的问题，也遭人诟病。“儿科医生要成为名医相对更难。”熊思东说，儿科医生实际上是全科医生，对其技能要求更为全面，不能像其他专科医生那样深入钻研，也不能以论文发表、职称评定来衡量水平。

应着力提高儿科医生的地位和待遇