抗战时期在上海,生活艰难,从大小姐到老妈子,对我来说,角色变化而已,很自然,并不感觉委屈。为什么?因为爱,出于对丈夫的爱。我爱丈夫,胜过自己。我了解钱钟书的价值,我愿为他研究著述志业的成功,为充分发挥他的潜力、创造力而牺牲自己。这种爱不是盲目的,是理解,理解愈深,感情愈好。相互理解,才有自觉的相互支持。
我与钱钟书是志同道合的夫妻。当初我们正是因为两人都酷爱文学,痴迷读书而互相吸引走到一起的。锺书说他“没有大的志气,只想贡献一生,做做学问”,这一点和我志趣相同。
我成名比钱钟书早,我写的几个剧本被搬上舞台后,他在文化圈里被人介绍为“杨绛的丈夫”。但我把钱钟书看得比自己重要,比自己有价值。我赖以成名的几出喜剧,能够和《围城》比吗?所以,他说想写一部长篇小说,我不仅赞成,还很高兴。我要他减少教课钟点,致力写作,为节省开销,我辞掉女佣,做“灶下婢”是心甘情愿的。握笔的手初干粗活免不了伤痕累累,一会儿劈柴木刺扎进了皮肉,一会儿又被烫起了泡。不过吃苦中倒也学会了不少本领,我很自豪。
钱钟书知我爱面子,大家闺秀第一次挎个菜篮子出门有点难为情,特陪我同去小菜场。两人有说有笑买了菜,也见识到社会一角的众生百相。他怕我太劳累,自己关上卫生间的门悄悄洗衣服,当然洗得一塌糊涂,统统得重洗,他的体己让我感动。
诗人辛笛说钱钟书有“誉妻癖”,钟书的确欣赏我,不论是生活操劳或是翻译写作,对我的鼓励很大,这也是爱情的基础。同样,我对钱钟书的作品也很关心、熟悉,1989年黄蜀芹要把他的《围城》搬上屏幕,来我家讨论如何突出主题,我觉得应表达《围城》的主要内涵,立即写了两句话给她,那就是:围在城里的人想逃出来,城外的人想冲进去。
对婚姻也罢,职业也罢,人生的愿望大都如此。“围城”的含义,不仅指方鸿渐的婚姻,更泛指人性中某些可悲的因素,就是对自己处境的不满。钱钟书很赞同我的概括和解析,觉得这个关键词“实获我心”。
我是一位老人,净说些老话。对于时代,我是落伍者,没有什么良言贡献给现代婚姻。只是在物质至上的时代潮流下,想提醒年轻的朋友,男女结合最最重要的是感情,双方互相理解才能互相欣赏、吸引、支持和鼓励。我以为,夫妻间最重要的是朋友关系,即使不能做知心的朋友,也该能做互相陪伴的朋友或互相尊重的伴侣。门当户对及其他,并不重要。